記者王宗銘／台北報導
莫拉克八八水災的經驗教訓之一，讓往後國軍「超前部署、預置兵力」待命救災的作法成為常態，已有學者提醒，國軍畢竟不是救災專業，浮現出與救災需求整合的問題。銘傳大學教授馬士元主張，應重新思考國軍支援災害防救的界線為何，他建議，可考量於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及災害防救法中，設計不須總統發布緊急命令，而透過重大災區之定義，即可啟動全民防衛動員機制中，不屬於軍事動員部分之條文；並且配合考量國防部訂定災害防救計畫，以完善規劃國軍資源支援災害防救之內涵。
銘傳大學教授馬士元26日在國防部「全民防衛動員新思維與展望」學術研討會上發表「我國災害防救體系結合全民防衛動員運作之啟動機制探討」。他指出，據世界銀行與哥倫比亞大學等研究機構共同發表之報告內容顯示，台灣是全球災害脆弱度最高的地區，大約73%土地與人口暴露於三種災害以上，90%的人口居住於具有二種以上高致命災害風險的地區，該報告所指稱的三種重大災害，即為震災、水災、坡地災害，若以百分比數字換算，都會區人口的災害風險相當驚人。
馬士元說，目前政府的災害應變規劃，無論演習或計畫對策重點，受到莫拉克風災救災決策遭受抨擊的影響，一年來將大批人力物力及國軍資源，集中於坡地災害、鄉村區域水災的疏散避難，而輕忽都會區域的災害風險，如此扭曲資源配置的思考方式，實在令人憂心。
他說，巨災常態化的趨勢已經成為目前之社會共識，但在政府民政部門救災資源不可能無限擴張的限制下，國防部門於救災應變的參與，不僅已經是一種社會期待，也成為無法避免的趨勢。但是在民主國家憲政體系下，災害防救議題是內政工作的重要一環，不可能經常發布緊急命令以因應災變需要，因此作為維護國家主權、領土與民主體制完整而設計的國防機制，如何在內政問題上扮演「適當而不過當」的角色，在莫拉克風災後國軍不斷主動出擊甚至扮演相當積極角色的情形下，就成為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。
馬士元說，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原本乃因應戰時軍事任務之需要而設計，對於災害防救體系之支援乃附帶之任務，因此全動體系前提仍應考量國軍支援災害防救的界線為何。且由於過去國軍核心任務局限於傳統軍事安全議題，於對於動員的定義較為保守，但在巨災等非傳統安全納入國家安全議題的趨勢下，國軍對於全動體系與救災需求整合所衍生的相關問題勢必無法迴避。
針對災害防救法在莫拉克風災後今年剛剛完成第三次修正，馬士元認為，增設之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，定位仍待釐清；減災業務分散於行政院各部會，平時缺乏整合之環境危機與風險評估機制，無法有效管控防災預算與政策之執行績效。
另外，莫拉克風災期間，國防部彙整出國軍具有十二項主要任務，包括災區人員撤離、維生物資運送、孤島山區搜索、台東搶灘運補、空中飛航管制、美軍支援救災、道路橋樑搶通、執行消毒防疫、罹難人員搜尋、林邊佳冬復原、災區服務工作、災民收容照顧，但國軍於重大災害之角色，包括任務評估、派遣程序、轄區劃分、裝備機具等問題未釐清。
馬士元說，參考先進國家之經驗，目前國軍參與救災的主要的問題，約來自於：欠缺部會層級的災害防救業務計畫、與地方政府的指揮協調機制、預算支出方式、訓練與裝備的適用性、以及欠缺警察權的問題。
馬士元說，事實上從莫拉克風災的經驗，並參考其他先進國家之發展方向，國軍實應藉由救災支援任務來反思目前裝備、訓練與準則的適切性與合宜性，而不是讓救災任務主導軍事投資與發展。
他認為，對於一般性的災害，若相關政府機關所能掌握之資源足以因應，則盡可能不啟動全民防衛動員機制；反之，若災情有擴大之虞難以因應，則必須於緊急應變法制中賦予全民防衛動員機制之啟動權限。
本文引用自: http://www.nownews.com/2010/08/26/301-2640319.htm
